【基督教能有薩依德式的知識分子嗎?】


(薩依德著,單德興譯《知識分子論》台北:麥田,2011)


從事文學及藝術評論的人,多認識薩依德 (Edward Said)。但人所熟知都是他的中東評論,尤以三部曲 — 《東方主義》、《巴勒斯坦問題》、《採訪伊斯蘭》— 最為膾炙人口。薩依德出生耶路撒冷,父親是巴勒斯坦的希臘東正教徒,後來改信聖公會,母親卻是浸信會信徒。自小在這英文—阿拉伯文雙語世界成長,使他不像一般基督徒親猶太傳統。1967年的中東戰爭後,他開始關心巴勒斯坦被壓制的情況。在1993年,甚至認定所簽定的奧斯陸協議(Oslo Accords) ,是對巴勒斯坦人不公平的凡爾賽和約。相隔這兩事件二十多年間,他於美國著名大學任教,在學術與政治關懷的辯證過程中形成中東評論三部曲:本著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,冒著被冠以暴力、狂熱和反猶太人的罪名,說出了伊斯蘭世界具體的一面,與西方大眾媒體所塑造的平面伊斯蘭世界 — 不是恐怖分子就是難民形像 — 大相逕庭。


英國廣播公司的李思系列演講,於1993年邀請薩依德為講員,題目正是論及知識分子的特質與責任,講稿成書出版,名為《知識分子論》(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: The 1993 Reith Lectures) 。與其說内容講論何謂知識分子,不如說這是知識分子的現身說法,薩依德自己說出他是一個怎樣的知識分子:他不是一個知識的技術員或專家,為某公司、機構或權力系統服務,專為上級提供專業意見或問題解決方法。他認為,只有離開這種受聘工作的架構掣肘,知識分子才能自由運用知識,發揮獨立思考精神,呈現事情真相,甚至批判強權和壓制者。因此,知識分子的責任是把那些只有一部分為人所知的事情「再現」(re-presentation) ,以揭發強權和壓制者如何操控知識和媒體,而三部曲正是如此再現伊斯蘭世界。可是,薩依德認為「再現」有更深一層的意思,既然再現事情是知識分子的天職,他的生命也就是一個不繼再現的生命。由於他從不臣服某一體系,今天他站在受壓的一方批判強權,明天這一方若成了欺壓者,他便會轉過槍頭來批判它,因此,批判強權往往沒有故事可依循,每次都要從新角度呈現自己。如此,知識分子便成了流亡者,他因不受任何流派歡迎而成了邊緣人。


讀此書時有一問題不斷浮現在心中:「基督教傳統能否孕育薩依德式的知識分子?」這似乎是不可能的。薩依德式的知識分子不屬任何權威,但基督教卻有一位上帝。可是,除此之外,兩者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就以我們聖經舊約先知為例,他們也是一群不畏強權的人,只按上帝指示斥責不同民族的罪惡。他們也不會對自己的民族偏私,在斥責其罪行時含糊其詞。正因為他們只服事上帝,他們的生命更是一個不斷重現的生命:他們沒有自己的故事可循,每當上帝的話臨到他們身上,他們只能重現為上帝的代言人,今天可以是安慰以色列,明天卻可以是斥責以色列的罪行。他們因而往往成了邊緣人,甚至惹上殺身之禍!除先知外,聖經翻譯家和宗教改革家,如威克理夫、丁道爾、馬丁路德和加爾文,也有薩依德式知識分子的影子。他們都不畏天主教強權,冒死要把上帝的話再現。逃命、流亡也成了他們前半生或大半生的寫照。如此看來,基督徒雖有-位上帝,但我們仍可在形式上作薩依德式的知識分子。可是,我們跟隨的不是薩依德,而是我們的主:主沒有枕首的地方,基督徒知識分子就要作流亡者;主背上十架,基督徒知識分子就要不惜負上任何代價,為要再現上帝的話、再現真理。


0 views0 comments

Recent Posts

See All

Temple Grandin and Catherine Johnson Animals in Translation. London: A Harvest Book, 2005. 作者 (Temple Grandin) 是社會活躍分子,為動物爭取權益。但她的理念並不像一般的活躍分子一樣,泛泛地看見動物受苦便起來為動物發聲。因為她研究動物多年,是科學家,也多年親身在畜牧業工作,有第一身經驗,負責檢

Nils J. Nilsson, The Quest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: A History of Ideas and Achievements, 2010 我很懷疑那些大談科技批判的學者,有多少真的了解過科技理論的發展,研究過如何用二進制代碼輸送訊息。可能他們大部分都是從意識形態、哲學分析,甚至神學批判入手。若要談科技歷史,可能都不過是泛泛談論時代的轉變,什